今天一出门，看见满街穿长衫长裤的行人，
这才发现，几天时间，季节真地已经改了。

冻死我了！！！

大姑妈的历史

我出生于1934年6月7日，阴历是4月26日，当时妈妈还担心会在端午节出生，根据传统，在端午节出生会很不好。我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，当时爸爸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，妈妈在上海范竹小学教书，结婚后留在南京。孙中山去世在南京举行葬礼，妈妈也去参加了，这件事我是听妈妈和奶奶说的。

开始抗战以后，爸爸先去了昆明。日本人来了以后，南京很乱。我们就先躲到了太湖里。当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抓人，我们逃到了船上，因为日本人烧杀掠夺，我们就怕被日本人搜到。那个时候，我经常哭，可是日本船经过的时候，我们躲在芦苇荡里，我却没哭，可是妈妈因为受了惊吓，精神有些不正常了。

我的奶奶朱紫云说，因为她让妈妈吃药，这才慢慢好起来。之后，我们决定去找爸爸。妈妈就带着我去了香港，绕道越南去昆明。而奶奶就留在了松江老家。

在南京的时候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当时我2-3岁，得到是脑膜炎，非常厉害，如果医治不好，就会留下后遗症。幸好医救得及时。当时天文台台长余青松的姐姐是鼓楼医院的大夫，妈妈马上去让她看，她马上就确诊是脑膜炎，就这样，我没有经过挂号、看大夫这些程序，马上就住院接受治疗了。这就缩短了时间。

我的奶奶对我也特别好。很多小孩在医院里没有大人陪，都哭。我的奶奶就陪着我。医院不让病人家人陪住，每次查房，奶奶就躲到柜子里。由于治疗及时加上奶奶的细心看护，我有幸没有患上后遗症。

我的一个表姐，唐麟书的大姐也得了脑膜炎。她就留下来后遗症，没有念书，傻了。直到解放后，她还活着。唐家是我们比较近的亲戚，原来在松江，现在在长沙。

我们从上海坐船到了香港，然后经过越南，好像不用签证，到了云南。

到昆明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快上小学了，可能6岁左右。先在小东城脚下落脚，那里有天文台有个办事处。至于什么季节，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没穿过棉袄，就只穿毛衣。

日本人也在轰炸昆明，大家需要躲警报。妈妈说有一次非常悬。在树林中，妈妈躲在一颗树下，然后有点害怕，感觉不得劲，就换了一棵树。后来再去看，发现有弹片（不是炸弹）飞到那里。妈妈就说是观世音菩萨保佑。听说天文台谁的老婆就在这场空袭中死了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上的小学是在小东城的小学，而凤凰山天文台在郊区，由于没有住校生，为了上学，我就转到上智小学念书。这是一所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学校，收住校生，学校在昆明市区。为此，我还在1980年代去故地重游。以前感觉很大，结果再去看了发现没有多大。学校里有白头嬷嬷，任教和负责主要的管理工作，当然也有别的教师，教授语文、数学还有法语。我记得每周五我们都要跪成一圈念经。周日我们还要去教堂唱歌、念经，所以那个时候，我是信天主教的。在天主教小学，我不会每个周末都回家。我还记得周五是受难日，而且我们吃饭前都要祷告。

我家住在半山腰。那里没有第二个人家。妈妈在川滇铁路小学教书，有一次爸爸去看她，当时我二年级，因为养了鸡，不能不留人，所以家里只留下我一个，我就不停地念上帝保佑，魔鬼不要来，这样就不害怕了。因为我离开学校很早，所以没有参加洗礼。可以说，这是一所高级的学校，有法国人和白头嬷嬷，男女生插班上，不分开。

我在那里念了2-3年的书，其间生过一次病，是发疹子，也就是出麻疹。学校叫我回家。我就去了小东城角天文台的办事处。这场病也挺厉害的。当时从昆明市区到凤凰山没有车，是办事处的一个工作人员背我回的家。而出疹子是不能着风的，我当时肯定这一路着风了，眼看着疹子都暗下去了，都快出不来了。我发了很高的烧，当时毛毛（二姑）已经出生了，可能大弟（大伯）也出生了。由于麻疹是很容易传染的，爸爸妈妈在山上又找了一间屋子，让我住，用发疹子的药让我把疹子发出来了，于是就好了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当时我们住的屋子是很多间草屋，本来是仓库，很大。而之前我们住在山上，只有一间，由于我家人口越来越多（五口人加一个小阿姨），就搬到了半山的这些草屋中居住。而半山里是没有天文台的工作区的。

我出疹子的时候还很调皮，从自己的屋子跑回家，结果毛毛也被感染上了。

山上有很多松树，我们也自己种地，种几颗苞米，还养鸡，鸡是下蛋的，但是它们到处乱生，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有时就能够找到鸡蛋，我比较喜欢喂鸡。喂鸡需要到城里去买糠。下雨后，松树下可以才菌，但需要小心那些有毒的菌。

我3年级左右的时候，因为妈妈去了川滇铁路子弟小学教书，带了毛毛、大弟和一个叫银保的小姑娘（小阿姨），我于是也就不再上上智小学了，你要知道上智是很贵的。川滇铁路子弟小学在小石坝，有一条铁路经过，这条铁路是从越南到昆明的一条窄轨铁路。

妈妈娘家姓杨，不算是地主，家里只有房产，而祖上是画家。抗战胜利后，我小学毕业到过松江。杨家在松江华阳桥，在镇子里。院子很大，有很大的竹园，有两层楼房，院子有两进，家里有水井，门前有一条河。

妈妈一共兄妹三人：两个哥哥和她自己。但两个哥哥死得比较早，好像大哥的孩子就是杨征，而二哥的孩子是杨佗和在美国的杨徬（单立人+旁）。

杨征好像父母双亡，所以一直跟着妈妈。后来奶奶带着杨征去了云南，人家都以为杨征是妈妈的大儿子。妈妈和她大哥的关系比较好，大哥可能是生病死得。二哥可能是上吊自杀的。妈妈和二哥的老婆不和。好像是二哥的老婆把二哥气死的。二哥究竟是怎么死得，我也不清楚。

妈妈一直培养杨征到初中，又到高中，之后没有让他上大学，因为经济拮据，而是让他在昆明上了无线电训练班。后来杨征一直在昆明，就职于民用发报单位。

三哥哥唐麟书也到了昆明，好像是学化学的。大弟出生是三哥哥接送妈妈到医院的，我家和他家来往较多。

大概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，妈妈怀上了小妹（三姑），因为孩子已经太多了，她和爸爸很不想要。妈妈还自己打篮球，虽然出血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流产，于是就生下来小妹。之后，爸爸和妈妈还想把小妹送人，好像是要送给学校的一个老师，反正是一个熟人。爸爸主要还是在山上，家里只有妈妈。我就哭着跪在床前，毛毛和大弟也跪下来。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和弟弟妹妹吵架了，一定会听妈妈的话。妈妈就心软了，留下了小妹。这说明当时生活也很困难的。

我放假回到山上。过年时的情景我还是记得的。初一至十五是不扫地的。地上铺了松叶，吃竹笋，象征着节节高。灶王爷升天的那天，要打扫屋子，吃年糕和石菇。玉皇大帝问灶王爷，“他家做好事了吗？”石菇谐音就是“是的，是的”。如果没有做好事，因为供了年糕，年糕就会粘住灶王爷的嘴。过年我们还会得到压岁钱，都封在一个红包里，当然没有多少钱。大家还要吃花生，希望长生不老。所有这些说明家里对过年还是很重视的。

从我记事开始，总没感觉吃畅过。烧饼一人一个，鸡蛋一人一个。家里是喜欢儿子的，妈妈当年想生儿子，听说吃胡萝卜管用，就吃胡萝卜，就是想生男孩。妈妈总说，“为了一个鸡蛋，大了小了，都要吵。”妈妈经常把大鸡蛋给大弟，我记不得了，但是我觉得我是会争的，要打抱不平。

我五六年级的时候，到了重庆，当时家里生活比较困难。衣服都有补丁，到现在我对穿补丁衣服也不反对。衣服不破，我是舍不得扔的。爸爸传给我的习惯就是，袜子破了都要补。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没有旧衣服。因为你大姑父是家里的老小，总穿破旧衣服。所以他现在不穿破旧衣服。这就是逆反心理促成的。这跟家庭教育和小时候的习惯有关系。我现在袜子破了，在家穿，感觉很舒服，没有什么不自在的。

妈妈说，爸爸当年根本没送过她什么东西。

她说：“我还记得他上身穿着他大姐给他的的确良短袖衬衫，

腿上穿着一条蓝布裤子，屁股后头钉着大补丁，

脚上穿着一双球鞋，用大白抹得特别白。他就空手去了我家。

你姥姥看了他以后说‘呵，真精神！’他拿起我家的大苹果就吃，

你姥姥就去厨房做饭。我当时心情特别不好，

因为我不喜欢他。可是每次我去房山的时候，

他都一直跟我走到长途汽车站。”

这段故事，妈妈跟我说了很多次了，从来都是没头没尾。

我猜，如果当初不是因为爸爸的执着，

他们也许就不会有日后的那么多反反复复无休无止的争吵，

现在天各一方，不知在做谁家的夫，谁家的妇。

他们上周还因为对爸爸亲戚的看法，早上六点就开始争斗，

可是又因为去了鸟巢，俩人眉开眼笑地好几天了。

时值中秋，在这月圆之夜，这个偌大的城市里

不知道有几家举杯同庆，几家鸡飞狗跳，

也不知又有几人呼朋引伴，几人离散他乡……

唏嘘间，我不由得放下手里的伊利果味酸奶和波利海苔，

凝望窗外漆黑的一片夜景，怅然若失……